黎明之城

一個集體生活的國際試驗的故事

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文教科機構大會,一致通過了一項提案,批准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工程的進行–建立一個稱為「黎明之城」的國際市鎮。

怎麼叫做「黎明之城」?誰去推動這個概念?這代表怎樣的理想?

「黎明之城」Auroville是根據印度一個著名的詩人與聖賢斯里歐羅賓都Sri Aurobindo而得名,「黎明之城」是一個夢想的實現。幾年以前,一位在印度邦迪遮里主持過斯里歐羅賓都阿斯南的卓越的法國女人,曾經這樣寫道:

「在這個地球上,應該有一個地方,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領土,所有真心誠意的人,可以在這裡作為世界公民自由地生活,他們只服從一個權威,那就是最高的真理;這將是一個和平、安睦的地方,人類的所有鬥爭的本能,將只用來征服各種困苦與貧窮的原因,克服人類自己的弱點與無知,自己的偏狹與無能;在這個地方裡,對精神的需要,以及對進步的需求,將超越對於慾望的滿足以及對於物質享受的追求。

「在這個地方,孩子們將能完整地成長與發展,而又不會和他們的靈魂脫節。教育的目標將不是為了要在考試中及格,得到文憑和職位,而是為了豐富己有的才能,及帶來新的才能。」

「在這個地方,銜頭與地位,將由職務和組織的機會取而代之。每一個人的身體的需要,也將得到同樣的照顧。每種形式的藝術,不論是繪畫、雕刻、音樂、文學,都是平等地給予每一個人。由它們所帶來的樂趣,是受到每一個人的能力之限制,而不受到他們的社會或經濟地位之限制。因為在這個理想的地方裡面,金錢再也不是萬能的了,個人的價值是比物質財富及社會地位的價值,重要很多。

「工作將不再是謀生的途徑,它將是讓一個人表現自己,發展他的能力與可能性,而在同時為整個團體服務的途徑,這一個團體也就供給每個人的生活與工作。」

這一個夢想,是在實現的途中。目前,共有一千二百名男女,形成一個核心。他們來自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宗教信仰,聚集在邦迪遮里的斯里歐羅賓都阿斯南。這些信徒尊稱他們的導師為母親。他們的職業包
括工程師、繪測師、監工、醫生、律師、會計師、教師、美術家、農業家以及其他專通人。

這一群特殊之人,在聯合國文教科機構二十週年之慶,要擴大他們的行動。他們已有計畫要在一個更廣大的中心,一個真正的市鎮裡面重新集合,根據他們的母親所說的,在那樣一個地方,來自各國的男人和女人,可以超越信仰,超越政治和國籍,生活在和平與進步的繁榮中。「黎明之城」的目標,在於實現人類的團結。

「黎明之城」將建在邦迪遮里北部數里的地方,它的面積,將大約為十五方里,整個地形,提供了無窮的發展可能性。

整個市鎮週圍,將保有廣泛的天然美景。在市鎮中心,將是一個團結公園,裡面將有這個市鎮的「精神聖堂」。

環繞著這個真理的聖堂,將是一個美麗的湖,沿湖是美麗的花園,那就是「團結公園」了。「真理聖堂」的外觀以及它所處的高的地位,將成為一個中心,向四方發出精神或其他方面的智慧之光。在整個市鎮,建築設計將最為特出,時時向人們提醒「黎明之城」存在的理由。

從這個花園延伸出去,這個市鎮也將分為四區。

首先是住宅區,在這裡,將可以看到新型與充滿自由精神的建築設計。它也將是退休者的天堂,你可以選擇美麗的小洋房或是公共住宅,他們將以各種不同的姿態,建立花園,方場,以及鋪著鑲嵌細工(註:指馬賽克)的馬路旁;再配合噴泉、水池、花床以及藝術作品,他們將形成圖畫一般的景緻。

這個地區,只有四份之一的土地是有建築,因此舉目一望,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到一片自然的青翠。

商店與街坊,主要將集中在內部的地區。而較外的地方,將有較大的住宅區,但一切都配合調勻,美麗而衛生的理想設計。此外,也將有圖書館,醫療服務,遊玩地區以及一個中央廚房。

在文化區內,各種形式的藝術,包括繪畫、雕刻、音樂、文學,將開放給每一個人。藝術這種學養,將使各國的藝術家及科學家,完全自由地獻身給他們的工作。

這將使人們不僅能認識到世界文明的財富,同時也分享,和散播智識。一個可以容納五萬人的體育館,一間滑翔學校,騎術學校,高爾夫球場,游泳池,以及遊艇俱樂部和其他設備,將使這個地區更為完美。即使連飛機場的建設,也在計劃裡面。

國際區將使每一個人都認識到每一個國家都有靈魂,聽過它特有的文化、藝術、手工藝表現出來。

在這裡,將可以看到每一個國家的亭子,密切相連,這會方便不同人民的交流,它可以幫助消除文化及語言的隔膜。通過不同文化的相關,促進相互的瞭解,在不同的的文化中帶來顯著的統一,形形色色只有豐富統一的內容,對世界文化將能有所貢獻。工業區將有各種「黎明之城」之生活所需要的工業與手工業。靠近市鎮中心,將有較為小型的工業,較遠的地方是較大的工業區。每一個地區,將有其各自的醫藥、住宅、娛樂,以及學術設備,體育場以及現代化、設備優良的廚房,各處與中心的來往也非常簡便。

但是,最大的特色將是工人能保證滿足基本的文化上的需要,他們將會知道金錢只是一個很好的傭人,但不能成為金錢的奴隸。他也將會覺得當他有了一切以後,他將不再要求薪酬。

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面,人們可以學到自我表達和自我獻給的樂趣;他們將為了改善整個社會,以及為了「為工作而工作」的熱愛,而貢獻出最大的力量。因此,工業的一個基本方面,也就有了改變。

在這樣的地方,將沒有上司,也沒有剝削,罷工與關閉將成為一去不回的事。社會予工業的存在,只是為了大家的好處,而一個廣大的農業區,也將在這裡開闢起來。

由於「黎明之城」的目標,是那麼地崇高,聯合國文教科機構主任形容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

這個市鎮的設計,是由一位聞名世界的法國繪測師羅治安可執行的。他自法國帶來十一名繪測師與工程師,花了四個星期的時間,去測量和研究這個工程在各方面的需要。他們現在已回去法國,在計劃各種細節。在阿斯南,也有一名義大利工程師在那兒定居。

其實,這個工程已在全面進行,它不愁缺乏技術人材,另外十大名法國技術家,也剛剛完成了他們的實地調查工作。

這個市鎮開放給任何要實行這項理想的人,只要能得到斯里歐羅賓都阿斯南之母允許進入居住就行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資格在裡面居住的,黎明之城的人數,是只限五萬人。

這個對人類之前途,具有頗為重大意義的實驗,一開始就會配合聯合國文教科機構的二十週年;即使蘇聯政府,也支持這項特出的計劃。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政府,也應該考慮在這個偉大的工程裡面,貢獻他們自己的文化亭。

主辦者有意思在那兒建一個可以代表中國偉大文明之文化與藝術成就的亭子。在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中國學者、藝術家與文化問題的專家,如果有興趣,可直接與南印度邦迪遮里斯里歐羅賓都協會聯絡。

——徐梵澄先生投稿南洋商報通訊對Auroville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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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年表

 1909年10月26日生。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幼时家境富裕,父亲为工商地主,教子甚严。1925年(16岁)以前就学于家塾,塾师为湘中巨子王闿运(湘绮)之门人,读汉魏六朝古文;后入名为“修业”的以白话文教学的新式小学;再后入长沙一所著名教会学校雅礼中学,接受全面的现代式教育,也因而打下了很好的的英文基础。

 1926年(17岁)遵从父命,考入教会办的湘雅医学院,学习解剖学和西方医学史等,教授为美国牧师,后该校因排外反英示威的袭扰而暂停。

 1927年(18岁)弃医从文,考入武汉国立中山大学历史系,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后因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而决定去上海求学。

 1928年(19岁)入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同年5月15日,听了鲁迅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题为《老而不死论》演讲,开始与鲁迅通信,在《语丝》上撰稿批评校方的管理不善和腐败,引起校方不满。

 1929~1932年(20到23岁)离开复旦大学,自费赴德国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留学,专修艺术史,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梵文等,修习木刻版画,成为我国新兴版画最早的创作者之一,留学期间保持与鲁迅通信,并为其搜购欧西名家版画。

 1932年7月中旬,父亲病逝,归国奔丧。后因大哥坚持,未再返校拿博士学位,后下竟因此求职不顺。1933~1936年(24到27岁)寄寓上海,为自由撰稿人,受鲁迅之嘱翻译尼采著作,首部译作为《尼采自传》,为华文中首本从德文迻译的尼采原著。

 1937~1938年(28到29岁)教职于同济大学,鲁迅去世后,暂停了翻译西典和杂文撰写,课余时间,多用来阅读佛经,研究唯识。38年秋,战事日紧,同济大学南迁,先生离开了上海,与家人避难长沙乡下。11月,长沙文夕大火,家中财产珍藏尽毁。

 1939~1940年(30到31岁),受留德好友腾固之邀,于国立艺专教授西洋美术史和中国文学。40年12月,战局恶化,艺专迁往四川,随校长腾固辞职而离开艺专。

 1941~1944年(32到36岁)受留德好友蒋复璁之邀,于重庆就职于中央图书馆,编辑《图书月刊》,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2年,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门下的女画家游云山(即后来在台湾极富盛名的晓云法师),于陪都重庆举办个人画展《桂林风景 长沙战迹》,二人因而结识。1943年底,因不满中央图书馆之工作环境而生去意,后于1944年3月与好友朱偰同游横岳,于贵州独山县下车时失足跌伤右臂且昏厥,经当地急救后送至桂林住院养伤。同年底,与在广西遵义避难的家人团聚,未再返回中央图书馆。1945年,报名参加蒋介石访印时双方定下的中印互派学者交流计划,获批,12月与学者常任侠同赴印度,为首批二人。

1946~1949年(37到41岁)任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讲授中国佛学、中国历史等。1948年5月画家游云山于印度加尔各答举办画展。9月接到大哥来信,得知母亲已于6月9日去世。49年编完梵汉字典《天竺字原》,打算重修梵文。同年底,中国内战接近尾声,两岸对峙成定局,国民政府资助中断。时泰戈尔大学的中国学者,各奔东西,回大陆或走台湾,去海外或留印度。先生则决意往印度梵文教研中心圣城瓦拉纳西(Varanasi),按印度传统方法重学梵语。游云山女士则留在学院继续办画展和讲学,后亦曾短暂停留瓦拉纳西,据说,二人曾于报纸上登载结婚启事。50年,译完《薄伽梵歌》,《行云使者》。年底,二人商定来年到琫地舍里(Pondicherry),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Sri Aurobindo Ashram)作短期访问。

 1951年(42岁)初,与游云山来到修道院,谒见“神圣母亲”。二人随即被“母亲”挽留,成立华文部,意为“把中国文化介绍过来,把阿罗频多的思想介绍到中国去”。随后,游云山开始讲授中国绘画史,先生则讲解中国佛学,特别是佛教理论如何通过道家思想传入中国。是年秋,云山女士由于母亲病重需返家侍母和受院母所托到香港购置铅字聘请排字工等事宜而离去,后下于台湾创办华梵大学,践行其发扬佛教教育之理想,未再返回修道院。先生则留任主持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华文部至1978年。期间,翻译和出版了室利阿罗频多和神圣母亲的多种著作,举办过个人画展,并以英文写成几种介绍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字的论文和书籍,如《孔学古微》与《小学菁华》等。其为人与学识至今仍为许多在世的院友邻居所称道。曾两次起意归国,然为神圣母亲亲自挽留。至1973年11月17日,神圣母亲圆寂,修道院风波不止,印度社会亦颇为混乱,加之识中文者不多,许多书稿无法出版或即使出版了也无人问津,先生于是去意再起,无奈国内局势动荡,一直未能成行。1977年,先生得知大陆政治风向已转,即筹备回国。

 1978年10月(69岁),先生在港人邵嘉猷先生(邵先生母亲在好友游云山女士,即晓云法师的建议下,遣其子到修道院,追随院母与徐先生。邵先生于1961年来到修道院,得见院母与徐先生,后离去而赴美国经商,但曾多次返回修道院。)的资助下回到香港,11月,由广州入关,然后往长沙寻亲。兄弟阔别多年,杳无音讯,世事沧桑,久别重逢,其情其景,可想而知。79年3月,先生到达北京,与昔日留德好友贺麟和冯至相见,并在二人的帮助下,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先生回国后,保持一贯清高风度,入所之前,与所长任继愈立约有三:一不参加政治学习;二不带研究生;三不接受任何采访。先生在北京不张不扬,知音稀少,生活淡泊而平静,以写书与整理译稿出版为主,先有探索中国精神哲学的书如《老子臆解》《陆王学术》等,后曾有志重译《圣经》与《可兰经》,亦已着手写作《佛教密宗研究——摄真言义释》,惜未完成。关于先生这时期的生活,其邻居、同事、亲人、求问者,出版人等皆有日记或纪念文章发表,情真义切,感人肺腑。

 2000年3月6日(91岁)先生因肌体能力衰竭于北京辞世。去世前仍在校读《薄伽梵歌论》的清样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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